ayx唯一官方平台:悍匪王立华把坐牢当“上学”制造京城大案还想用罗生门保命

　　命运就是这样奇妙，它让罪恶在黑暗中交织，又让线日那个冬夜，北京三里屯的霓虹灯还亮着，豹豪酒吧门口停着一辆宝马。

　　凌晨一时许，吴若甫从酒吧出来，刚拉开车门，几个人影就围了上来。为首那个瘦削的年轻人掏出一个“警官证”，在夜色里晃了晃，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狠劲：“警察，跟我们走一趟。”

　　街坊邻居后来回忆，小王立华小时候瘦得像根豆芽菜，却从不肯服软。九岁那年，他已经在胡同里当起了“孩子头”——但他当老大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不是靠拳头硬，而是靠兜里的零花钱。

　　他发现只要请别的孩子吃几串糖葫芦、分几块水果糖，就有人围着他转，叫他“华哥”。这种感觉让他着迷。为维持这种被前呼后拥的派头，他从家里偷钱，从邻居家偷钱，从学校偷东西，偷来的钱全用来请客。

　　老师找他谈话，他站在办公的地方门口，低着头不说话，一出门就变回那个嚣张的“孩子王”。

　　他的母亲后来回忆，家里的钱放在抽屉里，今天少十块，明天少二十，问他他也不承认，只是低着头不说话。

　　他偷钱的毛病越来越严重，父亲忍无可忍，抄起皮带抽了他一顿。王立华没有哭，也没有认错，而是用一种让成年人都觉得瘆人的冷静，对母亲说了一句话：“你跟他离婚，要不我就死在外面。”

　　母亲慌了，四处找人，最后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把他找回来，他坐在长椅上，面无表情地看着气喘吁吁跑来的母亲，重复了那句话。

　　父亲被赶出家门那天，拎着一个帆布包，站在胡同口回头看了一眼，王立华站在门槛上，面无表情。

　　从那以后，这个家再也没人能管住他。他不上学，不回家，整天在街上晃荡，偷窃自行车、撬小卖部、打架斗殴，成了派出所的常客。

　　民警上门做工作，他笑嘻嘻地应付两句，转身就走。母亲管不了他，只能在家里抹眼泪。

　　他的姐姐王立萍后来说，弟弟是死要面子，小时候在学校，老师不让别的孩子理他，他就从家里偷钱买玩意儿给同学，天天围着他转，他以为那就是“老大”。

　　失去管束后的王立华，在崇文区的胡同里拉帮结派，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他的“名气”在那一带的小混混中慢慢的变大，但这种名气是用一次次偷窃和抢劫换来的。

　　他的价值观在这一时期已经彻底扭曲了——他认定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要么被人踩在脚下，要么踩在别人头上，而让自己站到上面的唯一方式，就是钱和狠。

　　他和一个在拘留所里认识的“朋友”，揣着菜刀和用纸糊的假手榴弹，闯进一个浙江商人的住处，翻箱倒柜抢了价值两万多元的东西。

　　拿到判决书时，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年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把判决书撕得粉碎——“我才十七岁，九年就跟无期似的”。

　　但他很快就从哭变成了笑，那种后来成为他标志性表情的笑——嘴角往上翘，眼神却冷冰冰的，像是在嘲笑什么。

　　看守所里的管教后来回忆，这一个孩子翻脸比翻书还快，前一秒还在哭，后一秒就能冲你笑，那种笑让人心里发毛。

　　他积极劳动，认真听讲，处处争取表现，减刑材料攒了一沓又一沓，管教们以为这个年轻人终于开窍了，开始改过自新了。

　　他后来在预审中坦白，那七年牢他一天都没白坐——他通过看电视新闻和报纸，把北京几家大银行行长的名字、家庭住址、出行规律记得滚瓜烂熟，在脑子里画了一张详细的“抢劫金库路线图”。更重要的是，他在狱中专门结交那些刑满释放的“能干人”，跟人聊天时不是聊家常，而是聊谁有门路弄到枪、谁在外面有关系、谁能搞到车。

　　他把这些人的名字、特长、出狱时间一一记在心里，为出狱后的“大事业”储备班底。他还在狱中反复推演绑架和抢劫的每一个环节——从踩点、跟踪、下手，到藏匿人质、索要赎金、销毁证据，每一个步骤都想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烂熟于心。

　　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看母亲，而是动了杀念——他想把母亲杀了，理由荒谬至极：他要干大事，不能被家人拖累，母亲要是知道他干的事肯定会报警，与其让她报警，不如先把她解决掉。他后来对警方供述时说得很平淡：“我妈要是报警，我就完了。我想过杀了她，这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这个念头最终没能实施——也许是残存的一点人性阻止了他，也许是他觉得杀亲生母亲动静太大容易暴露。

　　但一个曾和他混在一起的人后来回忆，王立华不止一次在酒桌上说起过这个想法，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晚吃什么。

　　暂时将杀母的念头搁置后，王立华并没放弃干“大事”的决心，之后他直接去找了在狱中结识的那些“朋友”，开始了疯狂的寻枪计划。

　　他先是找到河北涞水一个老猎人，花三百块买了一杆猎枪，老猎人问他买枪干什么，他说打兔子。

　　拿到枪之后，他在野外试了两枪，觉得威力不够，又辗转到辽宁铁岭，通过狱中认识的关系，花高价买了两杆。

　　就这样，他一个人背着几杆枪，在北京和东北之间来回奔波，但这些远不够他用，他真正的目标，是到云南边境大批购买军用——手枪、冲锋枪、手榴弹，他要的是真正的军火。

　　绑架，是他想到的来钱最快的路。他找到在狱中结识的王庆晓和董立民，几个人在出租屋里碰头，王立华把地图摊开，指着几个踩好点的目标，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干这个，成了就有几百万。”

　　为了这次绑架，王立华做了精心的准备：他提前踩点了王某经常出入的场所，摸清了他的活动规律，甚至准备了两套作案车辆和三个藏匿人质的窝点，分布在京郊不同方向，以便随时转移。

　　当天下午，当王某从理发店出来时，王立华一伙冒充警察，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直接将王某塞进车里拉走。整个绑架过程干净利落，前后不到两分钟。

　　王立华张口就要五百万。他在电话里对王某的父亲说：“你儿子在我手里，拿五百万来换，报警就撕票。”语气平静得像在做一桩普通生意。

　　王立华驾车到达指定地点时，天还没亮，他拿到了装在三百万现金的袋子——王某的父亲只凑到了三百万。

　　王立华驾车逃离时，发现后面有一辆车跟着他。其实那只是一辆普通的过路车，但王立华已经认定是王某的父亲报了警，警察跟上来了。他没有丝毫犹豫，掏出手机，给看管人质的董立民发了一条短信。

　　王庆晓从地上爬起来，拿起事先准备好的铁链子，从背后勒住了王某的脖子。王某拼命挣扎，但铁链越勒越紧，几分钟后，他不再动弹了。

　　尸体被埋进院子里提前挖好的坑里，上面盖上土，撒上草籽，看起来和周围的地面没有一点区别。

　　那条短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后来成了法庭上的罗生门——王立华说是“撤”，意思是让同伙赶紧撤离，别管人质了；但董立民一口咬定内容是“办了”，意思是杀人灭口。

　　无论如何，王某的尸体几个月后从地里挖出来时，铁链还缠在脖子上，法医检验判定的结论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拿到三百万后，王立华只分给董立民和王庆晓每人十几万，剩下的钱，他立刻跑到云南边境。

　　他通过之前就搭上的地下军火渠道，一口气订购了一百八十支枪——手枪、冲锋枪、手榴弹一应俱全，光是定金就付了六十万。

　　他打算用这些武器去干更大的事：冒充武警，绑架银行行长和保卫科长，逼他们打开金库，把国库抢了。

　　在云南边境的旅店里，他对着地图反复研究运枪路线，还专门买了一本介绍武警着装和手势的手册，一页一页地背。

　　剩下那些钱，他花在了赌球、吸毒、包养女人上，在北京和河北租了十套房子，同时养着两个女友，心情好了给小姐甩手就是五千块小费。

　　他的一个女友后来接受警方询问时回忆，王立华经常半夜醒来，坐在床边发呆，眼神冷得像刀子，不知道在想什么。她问他怎么了，他从来不说，只是点一根烟，慢慢抽完，然后又躺下。有时候他会突然笑起来，自言自语说：“等我的货到了，北京就是我的了。”

　　2004年2月2日凌晨，王立华一伙在朝阳区一家歌厅门口盯上了一辆黄色奔驰跑车，绑架了司机杜某。

　　结果一打听，这人只是个司机，那辆奔驰是老板的车，他根本没钱。王立华气得骂了整整一个小时，把杜某扔在看押点，连夜又出去找新目标。

　　这个杜某算是命大，被关了两天后趁看守不备，挣开绳子逃了出来，跑到派出所报了案。

　　王立华根本不认识吴若甫，他甚至没怎么看过电视，只觉得开这种车的人一定有钱。

　　他下令动手的方式和之前如出一辙——冒充警察，亮“证件”，掏枪，铐人，吴若甫被塞进车里拉走时，他甚至不知道绑架自己的是谁。

　　王立华把吴若甫带到顺义区高丽营镇一个偏僻的村子里，用铁链把他锁在一张铁架床上，嘴里塞上布团，然后开始盘算要多少钱。

　　一个当红演员被绑的消息瞬间惊动了整个北京警方，案件被列为北京市公安局头号督办案件，代号“2·03”。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总队长亲自坐镇指挥，专案组在案发后两小时内就成立了，调集了近百名精干侦查员。凌晨四点多，刑侦总队大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墙上挂起了一张巨大的北京地图，各路侦查员进进出出，气氛紧张得像战时指挥所。

　　专案组兵分五路同时推进：第一路调取豹豪酒吧周边的所有监控录像，一帧一帧地查看；第二路走访目击者，寻找任何可能看到作案车辆和人员的线索；第三路追查吴若甫的社会关系，排查是否有私人恩怨；第四路调取全市所有类似案件的档案进行比对；第五路在各大交通要道设卡盘查，防止绑匪将人质转移出京。

　　豹豪酒吧门口的摄像头拍下了整个作案过程，虽然夜间画面模糊，但作案车辆的车牌号隐约可辨。顺着车牌追查下去，发现这辆车是从一家租赁公司租来的，而租车人使用的证件照片，与监控中绑匪的面部特征高度吻合。

　　侦查员拿着这张照片走访了租赁公司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辨认后确认，来租车的人自称叫“王立华”，但登记的身份信息很可能是伪造的。

　　与此同时，负责比对历史案件的侦查员有了重要发现：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法与几个月前发生在平谷的绑架案如出一辙——都是冒充警察，都用假证件，都使用同样的车型，连绑匪说话的口音和语气都极为相似。

　　平谷绑架案的卷宗被火速调来，里面详细记录了当时对绑匪特征的描述：男性，二十多岁，北京口音，身高一米七左右，体型偏瘦，脸上常带一种让人不舒服的笑容。

　　通过调取案发时段周边所有道路的监控录像，侦查员们拼出了作案车辆逃离的路线——这辆车从三里屯出发，一路往东北方向行驶，最后消失在顺义区高丽营镇一带。专案组立刻派出一个小组赶赴高丽营，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对那片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

　　侦查员通过一定的调查发现，王立华出狱后与多名有前科的人员来往密切，其中一个人的电话通话记录显示，案发前后这个号码与王立华有过多次联系。通过技术定位，警方锁定了王立华当天的活动范围——他就在朝阳区一带。

　　当天下午四点多，专案组得到一条重要线索：王立华驾驶一辆白色轿车，正从朝阳区某小区驶出。

　　指挥部立刻下令布控，十几辆警车从各个方向向目标区域集结。便衣侦查员驾车远远跟在王立华车后，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将位置实时报告给指挥部。

　　王立华驾车在朝阳区几条街道上兜了几圈，似乎在观察有没有人跟踪，然后拐上了一条相对偏僻的路段。

　　王立华减速准备绕行，后面的几辆警车加速冲了上来。他一脚刹车停住，试图挂倒挡从后面冲出去，但发现后面也被几辆警车堵死了。他的手迅速伸向腰间——这一个动作被冲在最前面的侦查员看得一清二楚。那名侦查员一个箭步冲上去，猛地拉开驾驶座车门，一把抓住王立华的手腕，死死按在方向盘上。另外几名侦查员从副驾驶和后座两侧同时拉开车门，将王立华牢牢控制住。

　　从王立华腰间，侦查员抽出了那把已经上膛的TT手枪，保险是打开的。紧接着，在他胸前和背后各搜出一把手枪，两把枪都已经上膛，弹匣压得满满的。当他被按在地上搜身时，侦查员在他内裤的夹层里摸到了一个硬物——用针线缝着的一把手铐钥匙。

　　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在他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枚雷，保险销已经被拔掉了一半，只要再用力一拉，手雷就会在三到五秒内爆炸。

　　在场的一名老侦查员后来回忆，当时所有人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如果抓捕时动作慢了半拍，或者王立华反应再快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他坐在后排，双手被铐在背后，却丝毫不慌张，甚至还扭头看了看窗外，好像在欣赏风景。

　　十几秒钟过去，他抬起头，用一种近乎挑衅的语气说：“我可以带你们去，但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我见见我女朋友。”

　　侦查员递给他一根烟，他慢慢抽完，把烟头掐灭在审讯桌上，然后说了一个地址：“顺义，高丽营。”

　　但他接下来的表现，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人远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配合”。

　　侦查员们意识到他在故意兜圈子，但谁也不敢发作——人质还在他同伙手里，时间每过一秒，吴若甫的危险就多一分。

　　车队在高丽营镇转了一个多小时，王立华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带着警车在乡间小路上来回兜圈。

　　有几次，他指的地方根本就是一片空地，什么都没有。车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侦查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名侦查员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王立华听见了，反而笑了，扭头问他：“你们紧张什么？我都落网了，还能跑得了？”

　　那名侦查员强压着火气，说：“王立华，你最好想清楚，人质要是出了事，你身上的罪只会更重。你现在带我们去，还来得及。”

　　王立华听了这话，脸上的笑容终于收了起来。他沉默了很久，车里只剩下发动机的嗡嗡声和轮胎碾过碎石路的沙沙声。

　　车队按照他的指引，穿过一片荒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来到一个偏僻的村子外。

　　王立华辨认了一下方向，然后带着侦查员穿过一条土路，来到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前。

　　一名侦查员轻轻推了一下门，发现门是从里面插上的。他向后退了两步，抬脚猛地踹开门，几名侦查员鱼贯而入。

　　屋内的场景让所有人心里一紧——吴若甫被一根粗重的铁链锁在一张铁架床上，嘴里塞着布团，头发凌乱，眼睛红肿，显然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吃喝。

　　一名侦查员冲上去，一边安慰他“别怕，我们是警察”，一边用工具剪断铁链。吴若甫的手腕上被铁链勒出了深深的红印，他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腕，声音沙哑地说了一句：“谢谢你们。”

　　王立华站在门外，看着吴若甫被解救出来，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标志性的笑容，更不可思议的是几分得意。

　　一名侦查员从他身边经过时，他居然说了一句：“你们动作挺快啊。”好像这一切都是他导演的一场戏。

　　根据王立华手机通讯录和通话记录的线索，警方连夜展开抓捕，在顺义和朝阳的几个窝点将王庆晓、董立民等其余几名嫌疑犯全部抓获归案。

　　在其中一个窝点的院子里，侦查员们挖出了几个月前被杀害的王某的尸体。铁链还缠在脖子上，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但铁链的扣眼已经勒进了肉里，触目惊心。

　　他似乎意识到自己这次真的在劫难逃，于是开始了一种奇怪的“配合”——他把干过的坏事交代得一干二净，从平谷绑架杀人，到歌厅门口绑错人，再到这次绑吴若甫，每一个细节都说得清清楚楚。他甚至主动交代了藏匿其他的地点，带着侦查员从他在河北租住的出租屋里搜出了更多的武器弹药。

　　预审警官后来回忆，王立华在交代罪行时，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偶尔还会笑起来，那种笑让人后背发凉。

　　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说：“要不是你们抓得快，我下一个要绑的是张铁林。”

　　2005年7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王立华坐在被告席上，穿着崭新花T恤，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还挂着那种标志性的笑。

　　他说自己发的短信不是“杀”，也不是“办了”，而是“撤”——意思是让同伙赶紧撤离，不是杀人。他说自己才二十几岁，知道绑架判无期，杀了人就是死刑，他怎会是指使杀人，他甚至要求检察机关调取那条短信的内容来验证自己的清白。

　　法庭上的王立华情绪激动起来，声音提高了几度：“董立民是在推卸责任！人是他们杀的，跟我没关系！”

　　但法官没有采信他的说法，证据链清清楚楚——他是整个犯罪团伙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人质因为他的一条短信而死，无论短信内容具体是什么，他都无法逃脱罪责。

　　母亲头发已经花白，佝偻着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抹眼泪，姐姐王立萍试图站起来，被法警拦住了。

　　他穿上一件崭新的花T恤，又套上黄色的号服，吃完了简单的早餐。他心里还抱着一线希望——他的母亲和姐姐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给他做司法精神病鉴定，说他姑姑有精神病史，可能遗传。

　　但那天上午九点多，法院的通知来了：最高人民法院已核准死刑，当天安排家属会见。

　　在会见室里，母亲和姐姐隔着铁栅栏看着他，三个人都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了一句：“妈，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一次叫妈。

　　母亲想伸手去握他的手，但铁栅栏挡着，够不到，她的手悬在半空中，颤抖着，眼泪一滴一滴掉在地上。

　　9月1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王立华、王庆晓、董立民验明正身，押赴刑场。

　　有工作人员给他端来一杯白酒，他接过杯子，仰头喝干，然后把杯子放在桌上。他弯下腰，往自己脚上的铁链处塞了一块钱——这一个动作没有一点人解释过，也许是迷信，也许是某种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含义。

　　枪声响起时，这个曾经扬言要抢国库、要绑架张铁林、要把北京闹翻天的悍匪，终年二十七岁。他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视剧《27岁》，那句“我要把北京闹翻天”成了一个时代的注脚，而那条永远无法调取的短信，成了他留给法庭和历史的最后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