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yx唯一官方平台:徐春阳回忆46：传说我工作有变动没想到这么快就接任189团团长

　　1951年3月初，由南京学习返回途中，周世忠参读长和李光军师长告诉我，马友里决定调军部任作战处长，由我接任一八九团团长。原来就传说我工作有变动，没想到这么快。

　　我改行到一八九团工作才只有半年多一点时间，目前要继续完成治海作战任务，要加强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建设，又有朝鲜战场形势的变化，深觉担子很重。我表示一定加倍学习，努力工作，把部队建设好，把任务完成好。

　　为预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可能把朝鲜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大陆，二十一军奉命，除留六十二师在温州、台州地区继续担负海防守备任务外，其余各部移防于奉化、宁波一带。军部驻奉化，六十一师住宁波，六十三师住奉化以东下陈一带，一八九团驻沿海边吴家埠，后移至横溪口海边一带，担负起南北机动作战，重点支援二十二军守备舟山的任务。

　　北上行军中，张爱萍司令员随一八九团走了三天。他是六十三师的老首长了。抗日战争初期，他是当时九旅的旅长，任政委。他对这支亲自培养壮大起来的部队格外亲切。一路行军，他虽有汽车，但他还是和战争年代一样，喜好徒步和部队一起走路。在集合场上，在行军途中，在进入宿营区时的岔路口上，他都要停下来，细细观察部队的行军能力。他看到，部队每天走八九十里路，一进入宿营地，还是歌声嘹亮，各连营组织宿营、警戒等各项工作都井然有序，就笑着说：很好呀！他还跟干部说：组织好行军宿营，是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课题。会走路才会打仗。我们打了许多胜仗，在一定意义上说，是跑路跑出来的。不论怎么现代化，步兵的行军能力就是战斗力。永远不能丢弃这一点。

　　他自己生活还是那样简朴，烟酒不沾，和我们一起吃普通伙食，吃得很香。晚上和干部漫谈，要我们认真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学习联合兵种作战，告诉我们将来的作战任务还是很重的。他很晚才睡觉，睡前洗了脚，顺手把脱下的袜子一洗，晾到椅背上。他的言行给我们很大的教育。

　　一八九团是一支英勇善战、屡建战功的英雄部队。它是抗日战争初期，由我党在徐州地区的党组织组成的游击队为基础，在对日作战中，慢慢地发展壮大起来的。以后编为新四军九旅二十七团。开始的主要领导人，团长是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赵汇川；抗日战争中期，赵海峰、王静敏曾任团长、政委；解放战争时，沙风、姜林东等任团长、政委。部队的建设很有朝气，干部爱学习，研究空气浓，接受新事物快。我很喜欢这支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部队。当时的政委是傅建民，参谋长是张扬宗，政治处主任是姚抗。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配合得很好。

　　北上之后，首先部署了海防任务；第二是加强现代化、正规化训练，亦随时准备执行新的战斗任务；第三是随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连续进行了反革命、三反、五反、整党等重大的政治运动。我不议论整个运动的收获和经验教训，只就团以下的一些实际经过概述一下。有些经验教训还是该汲取的。它对个人的领导经验，政治上的成熟，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一个时期里，在地方上，反革命已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我党夺取全国胜利之后，采取这一重大步骤是很重要和必须的。但在我们部队里却看不到动静，直到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在会场上被刺身亡，才引起了重视。

　　渡江以来，我们部队补充了大批解放战士，全军吸收了兵团起义的三个团的人员，城市里大批学生参军，从而充实了部队的兵员，增加了建军的新鲜血液，这是主流。但因一直忙于作战行动，不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致使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土匪、流氓、反动党团骨干也乘机进入，把部队变成了他们的防空洞。在农村实行土改反霸、反革命中，也引起了部分与之有牵连的人的思想波动。一些领导干部进城之后，忙于找对象，同青年知识分子谈恋爱、结婚，不注意政治条件。这都是潜在的危险。历史证明，政治警惕性一定要提高，扩大化何时都要防止。这是我们一开始就明确的方针。

　　在第一批清查中，自动坦白交代加入过、三青团的人数不少，但都按一般性问题登记、入档了事。重点人物，在团机关就查出十一人有严重问题。经反复核实，需要处理的八人，调离重要部门的三人。最严重的是司令部文书 xxx ，他原是个员，曾任过伪区长、别动队长、政工队长、科长、政训主任、秘书等职。被俘入伍至今，一直表面积极工作，麻痹我们。这样的人竟被放在作战部门当文书，何等危险！

　　还有一名叫 Xx 的，原是我军人员，被军队俘虏后，在台湾受了训，又送回大陆来。他隐瞒了这段历史，钻到了司令部任统计参谋。还有的是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在这些被清洗的人员往日的鉴定上竟然写有能吃苦耐劳，服从命令坚决，团结人好。这些人员都上送办学习班，又经内查外调核实之后，只要没有重大恶迹，一般都是遣送回原籍。这次运动在部队中的政策掌握上，绝大多数都是正常的。

　　但是，三营和团直属分队在6月22日至27日的五天内，却连续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故。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内部潜伏的敌对分子运动中在策划着阴谋，而我们有些领导却麻木不仁。

　　6月中旬，在团直、驮运连、三营七连连续发生中毒事件。中毒人数：七连全连，团直四十人，驮运连七十七人。检查结果是在所用的井水中、伙房水缸中都发现有亚硝酸盐。七连中毒事件还未处理完毕，几天内又发生走火事件。头天晚上，部队休息时，班长组织验了枪，子弹一粒不少，全部退出。在早晨起床准备集合时，一个战士去拿枪，伸手一提，枪内啪的一声射出子弹，战士当即死亡。随即仔细查看，还有两支枪内有推上膛的子弹，亦有手榴弹弦挂在枪机上，而一排发现在晚上少了三发子弹。很显然这都是内部作案。反革命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做好军队内部政治纯洁的工作是很重要的。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取得了胜利，巩固了部队。

　　三反运动从1952年1月开始，前后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一开始就来得极为猛烈。在地方上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也很快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

　　1月12日，我和政委在师部听了章政政委关于立即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他是刚从军里开会回来，在当晚8时连夜进行传达的。

　　一、由于国内战争已基本结束，新中国成立，全国已出现新的局面。如果不克服某些方面存在的闹分散、的山头主义，我们的事业就会招致严重的损失。现在绝不能允许有任何各自为政的现象存在。目前，我们内部有些人在勾心斗角，闹本位主义。内部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也发展起来。特别指出，经济上，是造成在政治上的基础。

　　二、1952年，是恢复国民经济、争取经济发展形势根本好转的最后一年。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统治地位，我们一定要要有健康的思想作风，要大规模进行一次移风易俗的运动。

　　三、当前，在我们军内贪污腐化、官僚主义也已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现象都会存在，建设国家的观念不强。

　　四、军队很快要进行大的整编，不能让坏分子不声不响地溜走，把坏作风带到各个不同岗位上，去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工作上要求：一、限期发动。二、指名坦白。三、坦白家务。四坦白一次彻底。这四个重点要求，每一句后面都有重复句，意在加重紧迫性。

　　章政委强调，要使这一运动像暴雨中的洪水一样，冲洗掉各个角落里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连夜返回，天亮就开始传达。深夜里，我一直在想，这次运动来势之猛非同一般，联系我在上海、南京的见闻，感触颇深。尽管在进入城市前，我们也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反骄破满，关于夺取政权只是走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关于警惕不要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的重要论述，还看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清楚地知道，必须使我们党领导的事业，在夺取政权进入城市之后，保持住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不蹈历史覆辙。但是，许多人仍没有摆脱历史的局限性，在新的形势下在老问题上犯了错误。目前的不良倾向虽已很严重，但下决心惩治腐败，为时还不算晚。对这场运动，我从内心是坚决拥护的。

　　团常委会对全团形势作了分析。因为我和政委到这个团来工作，都只有一年多时间，其他都是本团老。一致认为：我们战斗部队，作战任务始终没解除，长期处于沿海作战和山地剿匪环境，不能和大城市相比。但贪污浪费现象还是存在的，并有所发展，官僚主义作风也应检查。要通过这一运动，惩处贪污腐化分子，克服官僚主义作风，保持发扬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提高部队政治觉悟，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奠定政治基础。

　　常委会上确定由我代表常委在全团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检查报告，也带有进一步动员的性质。

　　在浪费方面，我检查了进驻温州之后，请客招待有讲排场、摆阔气的行为，公布了全团的财务家底，检讨作风上存在着官僚主义，深入连队基层调查研究不够。有几个干部、有几件事处理不当，大家有意见，特别是连续发生了几起政治事故，显出管理教育工作不严、不实、不细。我作了应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检查。

　　随后各营连，特别是机关联系实际展开讨论。有一些反映检查不深刻，没有暴露实质性问题。于是又开了第二次干部会议，让各单位代表大会发言，也可自由发言。大会虽然来势很猛，意见有些偏激，我认为这在运动初期是难免的，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好的。有的指名点出个别团领导任意为个人消费开支；有的指出军训股军训费支出有问题；有的指出用干部不听多方面意见，提起来很快就犯错误，官僚主义害死人。

　　震动大会的是作战股长解大毛的发言。他直接向我提出：徐团长在思想作风上已腐化到极点。他结婚时花了公家很多钱，他自己在上海买了件外国女人的短毛皮大衣，改后自己穿了，还买了美国的派克钢笔。他给老婆单独量做衣服，连他的警卫员也在南京买了手表戴着。会场突然活跃起来。我对解如此发言虽有感觉，但冷静沉着，细心记下了他的意见。会议结束前表态，我希望我们大家继续发扬民主，帮助我个人和我们团的领导干部。

　　会后几天的反复讨论，对团领导提出的多是官僚主义方面的一些意见。经济方面大的问题是质问团的干部每人买了一只手表的钱是哪里出的？对机关军训股、管理股、后勤处在财务、资金方面提了不少意见。各营连也相继展开了对主管干部和司务长、上士等人员查账目、查思想的工作。我认为运动发展是健康的。许多人都看我对大会提出的意见如何交代，而我决定暂时不表态，让运动发展下去再看看。于是我把很大精力转移到了部队军事训练方面去。因师里要求很高，要组织正规化训练检阅。运动由政委为主领导进行。

　　在训练场上，我看有几个连长情绪不对头，休息下来就议论纷纷，说有人揭发他们是大老虎。我返回团部一问，原来是师里又召集了会议，说运动开展得一般化，没有捉出大贪污犯。当时人们有两种态度：有的说，我们不是深山老林，不会有大老虎。当时规定凡贪污数字达一千万块钱的，就是一只小老虎，就是敌我矛盾（据说，入城定资本家成分的资本数额标准就是一千万元以上，相当于货币改换后的人民币一千元），要求各部队主要领导组织打老虎，团主要领导当打老虎队长，限期打出老虎来。根据别的单位经验，老虎窝一是管钱管物的部门，二是渡海作战时在船运大队工作的干部。于是对他们采取了猛打猛攻的战术，对重点人员组织追查。一营捉住了三连连长马万才和两名排干。在威逼之下，马万才承认在船运大队修理机帆船时，盗卖了几个拔螺和两副白金，价值一千多万元。二营捉住了五连连长秦德贵，他也是在船运队盗卖修理器材。据说有人揭发秦德贵有金条。于是，捉住这两个典型，第三次召开干部大会，名曰打老虎大会。首先是马万才自动坦白：乱卖器材一千多万元归自有，当场宣布宽大处理，继续留任。第二个是秦德贵，他拒绝承认自己有金条，并说连见都没见过金条是啥样子。他连里一个通信员被一名机关干部叫出去，不知说了些什么，通信员回来后公然在大会上说：我看见连长有几根手指长的黄黄的金条。还用手比划着大小。秦拒不承认，被当场宣布逮捕，扣上手铐，押出会场，以示抗拒从严。这次大会震动了全团。团里号召要穷追猛打，把老虎一网打尽。

　　运动发展出人预料。一、二营都打出了老虎，算是有了成绩。三营呼声很高，有人说营连干部不干净，下不了手。团里要求干部带头坦白，七连一名副指导员居然在全连面前坦白自己贪污了二千多万元。全团从此掀起了打老虎的高潮，一下找出了二十只老虎。

　　我因带团警卫连去白沙山岛接受战斗任务外出了几天，返回后立即听到不少讨论对老虎如此之多产生了怀疑，所供事实多是几副白金，几个拔螺。我问了七连副指导员，你怎么贪污了这么多钱？他毫不思索地说：我是为了带头坦白，我去哪里贪污这多么钱呀？有一天，李师长乘吉普车来团视察工作，我找到他的司机小邵，问什么是白金？什么是拔螺？他从不大的一个装有备用零件的口袋里，挑出一副白金给我看，原来是很小的两片供发火用的金属片。又拣了几个拔螺给我看，就是汽缸盖上用的螺丝帽。我问他这能值多少钱，他说也就是几十万块钱的事。凡是开车的，开机帆船的，都有这些备件。我说能卖一千万元吗？他笑了笑说：那不知要卖多少才行。

　　有一天，军里政委王静敏到团视察。他是老首长了，我直率地表示，对打的这批老虎是不相信的。陈述我的看法的根据之后，他说：有道理，要继续调查研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既不放过有问题的人，也不要误伤人，不要扩大化，我们的历史教训是不少的。

　　我的情况和表现，很快引起个别的不满，认为我在运动中思想右倾，主要是自己有问题没说清，对运动下不了手。对此我已察觉，但我只管做自己的事。有的人直接向师反映了对我的态度和看法。随着运动的深入，在师部的一次会议上，师领导提出，有些领导干部要主动下楼，争取主动，并举例点了我的名，我受到了很大震动，也促使我在思想上要作好接受审查的准备。于是我准备在召开第二次的大会上作检查。

　　这时，我了解到，团里已把财务股长梁永诠关起来了，把我从六十二师带来的一个警卫员、后来当警卫班长的孙承德也抓住关押起来了，很显然目标是对着我的。我本来就有点不通，这一下更加激化了我的不满。一场斗争已成定势，是回避不了的。面对如此局面，我反复深思，我该怎么样做一个线;运动是一场，所有的人都要经受考验。有的人走向堕落的深渊，受到人民的惩处是必然的。但有少数人被冤枉致死也是有的。三反也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人民内部，我们一定要拿起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的武器。

　　一个献身于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战士，终日出生入死，赴汤蹈火，随时都准备贡献自己的生命，他对一切都是无所畏惧的。只要他不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做了危害党与人民的事情，一切过失，自然都会得到群众的谅解。

　　3月中的一个下午，召开了机关干部会议，由我作第二次检查。我一进会场，只见揭发最尖锐的解大毛坐在前排，被关押的梁永诠、孙承德都坐在前排的左角上。到会人员严肃地睁大着双眼，开会前的会场，静寂无声。我因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自觉一身清白，平静地坐在一张小木桌边的板凳上。

　　会议一开始，主持人宣布：今天主要是团长作进一步检查。我随后开始发言。我首先声明，今天是我个人根据第一次检查后们的一些意见，作进一步检查，不涉及团党委集体领导的问题，而且重点是经济问题。

　　第一，我公布了个人收支情况。每月每人零用费加补助中灶费共计十二万元多。我不抽烟，不喝酒，就是买个牙膏牙刷、毛巾肥皂。有时买点水果、饼干零食吃。没有添置过任何大的东西，没有向后勤报过额外开销。

　　那时人民币一万元等于后来币制改革的一元钱。规定团级干部可以吃中灶，每个月补助约六万多元。

　　关于买皮大衣事，是师部给买的。因我从六十二师调来瑞安时，一天晚饭后，随师首长在一八七团操场打篮球，我把过去作战缴获的一件人造毛皮大衣，脱下放在球场边，散场时不见了。他们反复查问，没有下落，于是便客气地买了一件旧皮大衣给我送来。

　　派克钢笔，也是师里报销的。师部给每个团干分配了一只手表。因我已有手表，就买了支钢笔。实际上笔的价格还低于手表。

　　关于吴炜婚后做衣服，也是按后勤规定，结了婚的女军人，在发放夏装时，只领一条布拉吉裙子，可以做一套列宁服，供孕期穿。

　　我结婚那天，正赶上常委夜间开会。会后我宣布今天结婚，并拿出自己买的两斤水果糖，请大家吃，没有一点其他开销。有的觉得这样太简单了，就到街上买了两瓶酒、两盒罐头，也都是他们私人掏的钱。床上还是一条白被单、一条黄被子。当天晚上，除团领导在场外，干部处、作战股的人全在场，可以证明。至于警卫员的事，由他自己检查。

　　关于浪费问题，自我任团长以来，没有给任何上级、机关、战友摆过宴席、送过东西，就是在欢送入朝参战人员和老团长调走办过两次酒席。

　　主持人要大家当场发言，意思要继续揭发，并进行批听了我发言之后，有的人按上次揭发的问题准备了发言稿，却一下子不知道怎么来讲是好。会场静默了片刻，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财务股长梁永诠。他说：我正式报告，自徐团长就任以来，他没有在财务股为个人报销过一分钱。关押我一个多月，好几个人找我谈话，一定要我揭发，我只能凭党性、凭良心说实线;他一坐下，就有人怒气冲冲地说：你要对运动负责。他也很不客气地还嘴：情况就是这样，你们再关我多长时间，还是这个情况。我是对运动负责。

　　警卫员小孙，也勇敢地站起来说：我同团长去南京学习时，借了些路费，他入学校，我住招待所，许多随员住一个大房间。怕被人偷走钱，几个人一起把钱存到了银行。学习结束取存款时给了点利息，我就在旧货摊上买了这只旧手表。这与首长无关，要是有错误都是我的。

　　这两个人的发言是一面风，使主持人预定的计划被打乱，不知所措了。休息了一下，只见有两个人提出，我和军训股长在军部开训练会议时，股长给我买了日记本、订书机、收音机电池、皮面活页笔记本，混入了军训费报销。大家把目光注视着作战股长解大毛，是他带头揭发我腐化到了极点的。只见他站起来很低沉地说：有的事是不知道情况而提出来的。我尊重调查，希望根据今天的检查进一步核实。不过，我总的感觉，徐团长还是艰苦朴素的。

　　会议进行不下去了。主持人只好宣布，有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核实，要求大会把运动坚持到底，并说最近出现闹翻案的，我们决不要右倾。

　　很显然，斗争进一步深入了，我感到运动已掺入了较重的个人动机不纯的成分了。

　　我的检查和团部会议的情况很快传遍了全团。张棣生来信，要求把我们的检讨在全团公开，在黑板上写出来，我完全同意，当夜作了答复。我想，自运动开始以来我已从事实到思想都已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虽时有斗争，但没什么令人难过之处，运动的进展使我感到安慰。我绝不违心地给自己乱戴帽子，虽然也明明知道斗争还要继续。

　　在政策界限上，贪污和浪费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我军长期实行的是供给制，许多制度不明确。为保障战斗、工作、生活，有一些老有时有公私不分的现象。所谓贪污，政策规定凡是偷盗国家财产、侵吞公款、敲诈勒索、受贿的行为都是贪污，并要从手段上、数额上、用途上全面衡量。

　　3月底，从师的老虎学习班传来消息说，马万才翻案了，他不是老虎，说是上级压群众挤得我说了假线;。

　　第三阶段的查证落实处理工作，一开始也是很紧张的。捉起来的老虎，纷纷提出要求公布他们的查证结果，公开声明自己是被迫说了假话。这时有的沉不住气了，在师党委扩大会上说：运动开始口号是怕右不怕左、大胆怀疑，运动中又提出猛打穷追、不怕犯错误，现在怎么这么多闹翻案的？被捉的老虎说：领导官僚主义，冤枉了好人。群众说：你们怎么搞的？打了一群假的，你们官僚主义，浪费精力，乱来一气。有领导干部说：我们的老虎都叫你们给放跑了。上级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定案，为什么打了这么多假的，要检讨，要承认错误。众说纷纭，有的团干也埋怨推脱：团干不能当，几头不落一头。老虎定案谁敢负责，最好上级来定吧！我深深觉得：为、为运动、为部队、为党都应负责。不管是啥状况，什么时刻，都应勇敢地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按政策办事，把第三阶段工作做好。我既然在经济问题上已证明没什么问题，不进行追查了，就应用较多的精力抓起运动中的实际在做的工作。在为假老虎中，有的常有怒色，怨气。

　　在核查落实中，查军训股的账目中发现一名军训参谋有贪污问题，核实有据。他竟携军教费七百余万元逃跑。军训股的问题，引起了领导重视，全团知道后，都在传说：这才是线;。团里决定迅速组织力量，把逃跑者缉拿归案。

　　运动最后，团领导要对运动进行总结，除正确估价运动收获之外，个别领导有问题没有说清的，还要进行回炉补课。我们的一位领导提出：第一，军训股的问题，也有个人的问题，应回炉补课。第二，运动开始是你（指我）动员的，总结讲话也由你负责吧。

　　我明确提出，个人问题个人负责补充，总结工作应该由党委书记负责。团常委同意了我的意见。

　　党委扩大会上，我把军训股的问题，个人有公私不分的现象作了检查，就军训股发生的贪污问题，检查了领导责任。在政委总结发言之后，大家集中力量提出对运动打了一批假老虎的不满，以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随意捉人关人，想捉谁就捉谁，想关多长时间就关多长时间，这本身就是违纪违法的；并指出平时工作不深入，运动中听不进不同意见，个人说了算；运动中有的人还明显暴露出动机不纯，从中整人，有争权思想。个人的问题个人要深刻检讨，不能全推给上级，也不能推给集体领导，主要干部要负主要责任。会议又开得很紧张，意见提得很尖锐。会议无法收场，只好暂停，待常委会再议。

　　我对会议的进展，觉得是自然的、健康的。尽管有的言词偏激了些。我认为一个人受到委屈时不丧气、不畏难，要勇敢迎着困难上；当澄清了是非、得到人们理解时，也不应盛气凌人，对整了自己的人不要反唇相讥，乘机报复；何时都应接受教训、互相帮助，以求团结，共同前进。

　　常委会上，我谈了几条意见：第一，运动给贪污分子的震撼是巨大的，对大家的教育是深刻的，这是主流，要肯定。第二，运动中的问题，凡是集体研究过的，尽管我个人有许多次没有参加，还是应由集体负责。第三，个人决定的随意捉人、关人，个人应作检讨。第四，运动中领导人之间有无动机不纯问题，谁有谁检查，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来解决。总之，要通过层层总结，达到加强团结，提高政治觉悟，杜绝贪污浪费，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目的。善后工作要做好，应该放的立即放，向被冤枉的进行道歉，做好个别人的工作，以利团结。我的意见被大家接受，随后大会通过了常委的决定。

　　三反运动使人懂得了，战争时期考验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首先看他打起仗来勇敢不勇敢。在和平环境、经济建设时期，考验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主要是看他能不能廉洁奉公，公私分明。对国家财产的态度，是检验一个人革命品德的试金石。

　　部队的三反运动已进行了半年多，因又有新的作战任务，随即进行了总结；而社会上的三反、五反运动仍在更为猛烈地进行着。特别是中央公开宣布把天津市的两个主要领导人﹣﹣刘青山、张子善处决之后，社会上震动很大，反映强烈。各地揭发的大量犯罪事实，令人触目惊心。

　　这场运动使我看到，我们进入城市才三年多，有的员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竟蜕变的如此之快、如此之深，是何等惊人！线;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在运动中广大群众看到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如此之大，看到各级领导狠抓猛打力量之强。在华东是陈毅司令员亲自主师，在浙江有张爱萍司今员亲自督战，大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人打下的江山，决不会像李吗王进京那样昙花一现的！

　　全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进一步好转，部队的供给有了很大的改善。三反后给部队普遍增加了零用费，我们的干部每人增加到六十多万元。个人口袋里从来就没装过这么多的钱。

　　徐春阳（1925年1月-2014年7月7日）， 原名徐锡骊，山西省晋城县人。1936年参加牺盟会，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曾任团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骑兵团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参加过解放济南、淮海、渡江战役。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团长、副师长、军作战处长、副参谋长。1953年参加了金城夏季反击作战。曾负重伤5次，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1963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后历任师长、副军长、军政委，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离休。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回忆录《血火年华》。2014年7月7日因病在济南逝世，享年90岁。